“中國科學家為什么拿不到更多諾貝爾獎?”

　　多年來，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國內教育界，仿佛已成為一塊“心病”。

　　中國約占世界人口的20%，目前得獎的華裔科學家是9位;而美國用不到世界5%的總人口，拿下了全世界四分之三的諾貝爾獎。

　　美國致勝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?

　　為什么百年來，諾獎的地位無可撼動?

　　當中國的孩子說，想成為一名科學家，家長應該當真嗎?如何支持孩子的“白日夢”?

　　由此，IEIC曾邀請Michael Levitt邁克爾·萊維特(2013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)來為我們做了一次經驗之談。

　　他曾經是一個連電視都沒看過的孩子。

　　求學時，三次被諾獎導師“嫌棄”，拒之門外

　　但是他仍然走上科學頂峰。

　　我們可以從他的分享中，找到問題答案。

　　01三次毛遂自薦，和導師“談判”

　　1947年，邁克爾·萊維特出生于南非。

　　16歲那年的暑假，萊維特跟著自己的親戚前往英國度假，人生中第 一次看到電視機。

　　當時他驚呆了，迷上了看電視，正好當時在播一檔《生命之線》的節目，是英國生物學家約翰·肯德魯(諾貝爾獎獲得者)主持的。

　　在這檔節目里，他了解到了蛋白質結構、遺傳學、病毒機制等神奇的生物學知識，在心中埋下了一顆科學的種子。

　　他決定留在英國，去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深造。

　　1967年畢業后，他前往劍橋，希望成為電視中那個“偶像”肯德魯的博士生。

　　他大膽地毛遂自薦，在給肯德魯的信中寫道：

　　“我可以跟著你讀博士嗎?”

　　肯德魯回復：

　　“這里已經沒有空位給新學生了。”

　　他有些沮喪，但是朋友鼓勵他：在商業上，當人們向你說NO時，你不能回答OK，要給他們另一個可以說YES的選擇。

　　于是，他又給肯德魯寫信：

　　“如果明年我不能跟著你讀博士，那以后可以嗎?”

　　這讓肯德魯很震驚，他沒想到科學家竟然也會像商人一樣做談判。

　　他對這位學生產生了好奇，約萊維特面談。

　　萊維特立刻前往劍橋，第 一次無功而返，又爭取了第二次交談機會。

　　最終，肯德魯告訴他：

　　“如果你1967年去以色列，我會在1968年接受你。”

　　雖然萊維特是猶太人，但他對去以色列并不感興趣，可肯德魯表示，這對他未來的研究方向很重要。

　　事實表明，他的導師的決定是明智的!

　　萊維特在以色列魏茨曼研究所，遇見了施奈爾•立夫遜(Shneior Lifson)教授及其博士生亞利耶·瓦謝爾(Arieh Warshel)。他們嘗試將用電腦展示小分子的活動軌跡，萊維特為此編寫了計算機程序。

　　1968年5月，這篇關于數學函數一致性的論文正式出版。

　　1969年，萊維特和立夫遜一起寫了第二篇論文。他用這個函數公式使蛋白質分子的能量最小化，也就是肌紅蛋白。這次的研究，將他們引入了分子動力學的領域，為以后獲取更高成就奠定了基礎。

　　直到1976年，整個領域的基礎：計算結構生物學基本形成。

　　最終在2013年，萊維特和施奈爾·立夫遜、亞利耶·瓦謝爾共同獲得了諾貝爾獎。他的成就評價是“為復雜化學系統創立了多尺度模型”。

　　02從制藥公司“亂象”，看諾獎的權 威性

　　在新冠疫情之初，所有人都在尋找針對新冠肺炎的抗體。

　　抗體是人體最神奇的防御系統，也是一種蛋白質。它非常的聰明，不同的抗體有不同的形狀，來對抗不同的病毒。

　　萊維特曾寫過一些論文，嘗試通過建模識別抗體。

　　1987年，萊維特搬到了斯坦福大學，參與建設斯坦福大學的結構生物學系。

　　很快就有人問他，是否愿意建立一個新的蛋白質設計實驗室，希望他做一個模型，讓抗體能與白細胞介素2體結合。

　　這個課題有多重要呢?

　　簡單來說，白細胞介素2位于癌細胞的外部，可能幫助殺死癌細胞，對研究治療癌癥的重大意義不言而喻。

　　建設蛋白質實驗室的過程中，萊維特也衍生了除了課題本身的“額外”感受。

　　這些年，很多公司重金投資蛋白質實驗室，制造了各種不同的抗體藥物，但實際效果并不是很好。

　　比如某家制藥公司的蛋白質設計實驗室，在2012年用近5億美元的專利使用費，最終拿回了100倍以上的回報率。

　　如何評價這個實驗室的價值?是否推動了生物領域的進步、造福人類呢?這有待考證。

　　這種“亂象”也進一步證明了諾貝爾獎的地位和重要性。

　　基礎科學究竟對未來有多少價值，通常是意料之外的事。所以，評估某項基礎科學的價值是非常不容易的。

　　若非真正了解這一領域，也看不到其中潛在的巨大價值。依靠諾貝爾獎委員會來判斷，是相對來說比較簡單的辦法。

　　萊維特提到，諾貝爾獎委員會非常嚴謹，他們一年有25到30次聚會，坐在一起談論近年的科學新趨勢，哪些科學家都做了什么事。

　　這項傳統已經保持了120多年，因此，他們的判斷是值得信任的。

　　03讓中國孩子的科學素養屹立于世界之林

　　當孩子說自己要成為科學家的時候，很多家長會一笑而過，覺得孩子有出息的同時，潛意識里也認為是“童言無忌”。

　　隨著教育全球化，越來越多的家長開始重視，需從小培養孩子的科學素養，增強國際競爭力。

　　但是如何才能讓中國孩子的科學素養屹立于世界之林?

　　我們前面提到，50年來，美國用不到世界5%的總人口，拿下了全世界四分之三的諾貝爾獎。我們可以從中找到致勝原因，借鑒經驗。

　　萊維特講道，各國獲獎的科學家比例：一部分來自醫學院、研究機構或科研公司;另一部分是大學教授，需要分配教學和科研時間。

　　在美國，來自醫學院和研究所的科學家獲諾獎的數量，比在其他領域工作的科學家(如大學教授)要高很多。

　　這并不是說教學不重要，而是前者花了兩倍以上的時間做基礎科學。

　　他們是如何發展基礎科學的?

　　第 一，高標準的科研投入。

　　一個國家花在科學上的資金越多，表示對科研重視的程度越高。

　　全世界有兩個重要的生物基礎科學實驗室：紐約洛克菲勒大學、英國劍橋分子生物學實驗室。

　　前者已經走出20多個諾貝爾獎獲得者;后者是萊維特學習的地方，共誕生了近30個諾貝爾獎。

　　在20世紀80年代初，英國劍橋分子生物學實驗室的固定研究人員只有69人，但諾獎獲得者已高達8人。

　　他們當時的每個小組，都可以獲得劍橋提供的大約100萬英鎊(160萬美元)的科研經費。

　　其次，重視孩子的基礎素質。

　　萊維特講道，要鼓勵年輕的科學家獨立，從20歲開始有自己的項目規劃和研究方向。

　　他本人也是在20多歲的時候，就開始著手諾貝爾獎的工作。

　　當然，想讓一個年輕人具備獨立思維能力是不容易的，需要教育大環境的支持。

　　再者，摒棄官僚主義。

　　萊維特說，他所在的實驗室沒有等級制度，科研氛圍很輕松。

　　學生都覺得自己和諾獎得主的地位是一樣的，這很大程度上催生了項目的合作。

　　針對中國為什么沒有培養出更多諾獎得主，他不認為是個重要問題。

　　因為一個項目的產生到最終結果的生成，需要漫長的時間維度。

　　比如中國的年輕藝術家已經走向全世界，他們至少用了10年才獲得成功，而諾貝爾獎委員會的決策時間更長，至少要等20年。

　　根據統計，最長的“諾貝爾獎得主鏈”有8人，時間跨越百年;最年長的諾獎得主記錄刷新于2019年，是97的約翰·古迪納夫。

　　我們現在可能已經產生了20個拿諾獎的點子，但科研是潛心修煉，不是一蹴而就。隨著時間的推移，中國可以產生更多諾貝爾獎的獲得者。

　　萊維特表示，當你想做一些與眾不同的事情，就要做好可能犯錯的準備。

　　“一個出色的科學家，99%的時間都是錯誤的，如果你從來不出錯，這說明你做的事太簡單了。”

　　“你從失敗當中學到的，比從成功當中學到的更多。”

　　第五屆IEIC大會預約通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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